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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原题

柳暗花明又一村

作者：坚妮

年的全国高考是整整一代中国年轻人的命运之考，翻牌之考，每个参考者恐怕都有自己历尽艰辛的成败经历，尤其是那些考入名校的姣姣者，人生从此青云直上，今天在人生宴席上回味无穷，明天盖棺定论也大可以无愧无悔。我自己的高考经历却是一幅陆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写照：三年连连参加高考，年年入围，到第三次入围又差点失败，最后却跟77级78级入学的同年毕业。会算命的人曾经指着我脑门上的一个疤，说我一生做啥事都不会顺利。这个疤并非天生，而是四岁那年在家门口台阶上摔一跤磕出来的，所以我从来不认为老天爷给我命中安排下什么道路，跤是自己摔的，爬起来也得靠自己。人家脑门上得个疤破相，我这疤倒摔出了我的人生座右铭。

16岁高中毕业就去当了知青

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来时，我还没过19岁生日，已经在广东农村插队近三年。那年三月本来已经被广州轻工业局招工回广州，但是突然有同一个大队的知青和他们的知青带队干部到县知青办公室告状，说我下乡两年里经常被抽调到县文化馆和知青办写文章，没有在大田里劳动足24个月（当时政策是招工对象必须已经插队两年），所以让我招工回城不公平。这种小人告状的事，我刚下乡时也经历过：我和一个知青到水库边上写生，有人告到带队干部那里，说我们到水库游泳练习逃港，我们文化局的知青带队干部洪姨私下提醒我，以后不要再到水库去。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这次是县知青办主任找我谈话，说这几个告状的人是由省委带队干部领着从我们公社骑了差不多一天自行车到县城来的，他希望我配合他放弃招工。我16岁下乡学到的第一课，就是农民怕大队长，大队长怕公社书记，一级一级往上怕。省委知青有一批跟我下来时间差不多，大部分都被安排在大队的小工厂和林厂做轻松的工作，我春夏秋冬每天走一个小时路到大田（我们古老大村有两万人，所以田地都分散在很远的地方），风里来雨里去的插秧割禾秏草挑百斤重担，所以跟我比劳动就是鬼话，抢名额是事实。

在荔枝树上摘荔枝

我们生产队的另一批省委知青比我来晚一年，大队再无法照顾，生产队就给这四个男知青盖了一栋二层的新砖房，当然也把国家给安置我们文化局知青的钱拿去安置他们，而我和另一个女知青两人一直使用一个在公共厕所旁边加建的小厨房做饭，每天早上一开厨房门，从厕所钻过来的蟑螂老鼠就哗地一下从灶头和铁锅里集体撤退，留下一层薄薄的粪便。我们睡觉要走到从仓库隔出来的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享受放在隔壁仓库的强烈农药味（那时候不懂那味道有损健康），夏天天气热，我们就只好打开门睡觉。生产队长还嘲笑我们说，谁要你们的父母没有他们的父母官大，他们能帮我们弄来农药拖拉机，你们顶多弄一场红红（粤剧名伶林小群的女儿）唱的粤剧。

在县知青办写材料和其他知青的合影

广东农村一年插两季稻，从春节之后到十一月都不得闲，县知青办明知道农忙季节我从来都在大田里干活，人家农闲回家探亲，我为政府工作领现金交回到队里折算工分，每次上调不过几天半月，都不会让生产队吃亏。调我去写材料，本来是他们的需要，现在比他们更大的官放话要整我，却为我说一句公道话都不敢。主任还说如果我怕回去队里被别人笑话，可以招我到知青办成为职工。我心想，当一辈子农民也不留在你手里，谢绝他的“好意“，发誓再也不踏这县衙门一步。我们的村子在广深铁路旁边，从年就到此插队的知青在我抵埠之时，不是已经逃港，就是和农民结婚安家，只剩下一户知青夫妇带着一个几岁的孩子，他们长期回城滞留啃老，所以我们这批知青等于是新鲜血液。我喜欢画画，找农民画素描头像做练习，他们就拿出些祖宗先人的黑白照片让我画大头像，画完镜框装起来挂在堂屋。农民都心水清得很，知道我老实肯干，被人诬陷遭遇不公，不会笑话我。

与当地农村女青年的合照

至于其他知青背后怎么说，我根本不在乎，我担心的是县知青办那位主任，不知道下一次再有机会，他还会不会拦我。我妈看到我在家信中愤世嫉俗地评点社会现实，来信安慰我，赠我一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的心情也就释然了。我们队一家人的儿子正好这一年军队复员回到我们大队当武装部长监管知青工作，他的妹妹是我的闺蜜，所以到年秋季又有一批招工名额，他立刻把我报了上去。这时全国统一高考的消息也传来，我毫不犹豫地报名高考，自认为自己读书时一向成绩不错，下乡后还一直有发表文章，考个文科没有什么问题。

在火灶上烧饭

考试是在公社考场考的，看到语文考作文题目《大治之年气象新》，我心情一振，洋洋洒洒写一通，自我感觉很好。只是数学考下来，才意识到中学学的那点数学根本就半桶水，就连那半桶水也在过去三年被浇灌到稻田里去了。果然分数下来后，我的总分有多，文科都过90分，数学二十分把总成绩拉了下来。那时候填学校志愿上级没有任何指导，或许是因为我在乡下已久，也以为已经“大治之年”，高考就是凭分数说话，国家统一安排，根本不会想到去打听哪个大学的招生分数标准，更不会想到要写什么推荐信（很多年后才知道那一届还是有人分数不够靠推荐入学的）。

当年高考的准考证

跟认识的考生比较一下，知道自己比别人都考得好，填志愿就捡合自己心愿的填一通。我记得是填了复旦和北大，中大还是第三志愿，结果最后通知下来说华南师范学院招了我。虽然年广东省高考录取率是1.7%，我想都没有多想就决定来年再考。不就是数学耽误了吗？我中学时候读数学也不觉得困难，补习一年就可以把这科成绩拉上去。高考之后，我被广州重型机器厂招工，开始了当机床学徒的生涯。那时候国家重工业是主力，重型机器厂是国家大厂，开车床是技术活，我让那些招回来被分去当翻砂工油漆工的知青羡慕不已。而且工厂离我家不远，大马路骑自行车15分钟就到，也是让那些每天要挤公共汽车过河上班的朋友羡慕的地点。结果我上班半年下来，不仅不适应车间轰隆轰隆作响的噪音和三班倒时差，变得神经衰弱精神萎靡，两只手也对机油过敏，溃疡脱皮。此时别说下班复习，连正常的上班工作也没有办法对付。我那时突然发现我更愿意在农田里干活，非常想念一望无际的田野和那稻香与阳光。年夏天，我的高考成绩比第一年分数还低，只够进中专，我又放弃。现在想来，我此时已经知道无法再继续开车床，留在车间是个累赘，去读技校本来是很实际的出路，我怎么就那么有自信还可以再通过考大学离开工厂呢？

和工厂的师傅学徒工友周末爬白云山

我对自己的尴尬状况不是不觉，就是对读大学不死心。这时，广东人民出版社文艺室主任散文家岑桑和副主任李文侣主动援手相救，他们让出版社一位不想在文化单位想当工人的退伍军人跟我换岗，他愿意到大工厂去，我便成为了文艺室的小编辑。这个文艺室就是广州花城出版社的前身，《花城》杂志就从这里诞生，这里的编辑从我下乡时就关心我的写作，辅导我，鼓励我，明知道我想考大学，还是把我调到文艺室让我一边复习，一边继续我喜爱的文学工作。他们那种爱文学而爱及我这个出生牛犊的大爱情感，跟我教美术的父母为他们的学生前程张罗很相像，所以我当时也坦然地接受，只有到后来闯荡世界见识了各种人，才知道这是一种超越世俗的人文情怀，堪属他们那代人。我在出版社工作六个月后参加了年的高考，这次报文科的不考数学考英文，我的英文也就是24个字母和几句抓到美国兵喊“缴枪投降”“不许动”的基础，比数学好不到哪里去，不过我这回终于知道自己的斤两，乖乖进了暨南大学的中文系。可是这一次也不是没有惊险，入围考生体检结果，说我肾有个+，医院验尿复查。我那天早医院，希望水可以冲淡那个+。复检之后又过了一段提心吊胆的日子，终于接到录取通知书。接通知那天心喜若狂，忘记了告诉我父母有美国回来的华侨亲来电话约他们到有名的泮溪酒家吃饭，结果到吃饭那天人家等不到他们来电查问，我才想起是自己搞的乌龙，不过大家都说这比起范进中举发了疯真不算啥，可以原谅。

在大学宿舍里与同学们在一起

大学开始还读得很起劲，我们班上有68届高中毕业到云南当知青十年的大龄考生，也有应届高中毕业生，有几个香港澳门回国读书的，也有几个像我这样下过几年乡的知青。读文学，立刻看出有生活经验的跟刚从中学毕业的之间的距离，所以我认为高考有弊病，很为我认识的那些想学文学而没有考上的知青和高中同学惋惜，中文系应该招他们。我就到处说，中文系应该招收有两年工作经验的高中毕业生，就像我们要先下乡两年才能招工回城那样。第二年全国高校兴起搞学生会，我也被同学推到校学生会里去，又在系里办学生文学杂志，挺有股风华正茂的兴奋感。暨南大学对外招生，我们的同学里有来自港台甚至日本泰国的侨生，跟他们在一起生活学习，也是多姿多彩，今天开化妆舞会，明天过泼水节。

在学校与师生们合影

我们广州人从小就有香港亲戚来来往往，所以看港澳生不觉新奇，但是我们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尤其有为了掺沙子从穷困地区招来的国内生，他们看这些港澳生女的穿露肩吊带露大腿的短衫短裙短裤（广州热啊），男的喇叭裤牛仔裤把屁股包得紧紧衣服也花花绿绿，天天吃各种外文标识的饼干糖果点心罐头，还有那些在宿舍的蚊帐中间穿过的电线下面联结的各种电水壶电饭锅电热器散发出友谊商店里买回来的“出前一丁”速食面的香味（那时只有用外汇券才可以从友谊商店买到进口日本速食面），整天不停转的大小录音机里放着各种靡靡之音和外文歌，这对他们的刺激是很强烈的，所以学校也整天要特别加强我们国内生的思想教育，防止我们被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腐蚀。我个人倒是看那些日本回来的侨生很新鲜。学校另外为他们专门开设课程，为方便学习中文跟我们住在一起，所以是近距离接触，听他们讲在日本的生活，看他们日本学生之间如何交往，他们多半单纯可爱，少数学习很认真，多数都是吊儿郎当，一天到晚在玩，因为他们是被父母送回来接受中国文化教育，玩也是在学习。现在回头看，如果我把儿子送回国读书，大概就是那个样子。在暨南大学的化妆晚会上有一段时间全国高校的学生好像都在搞学生会民主选举，暨南大学的港澳生当然也就很积极。系指导员私下找我和班上的另一位党员干部谈话，要我们留意港澳侨生动向，随时向他汇报。我既不是班干部也不是党员，只因为是发表过点东西，从出版社考的大学，所以周围的老师都对我比较另眼看待，指导员还鼓励过我申请入党。那天跟指导员谈话出来，我对那位学生干部说，这种打小报告的事情我做不来。他就很真诚地劝我，说你别书生气，你已经有这么好的基础，只要听上面的话，照领导说的做，肯定以后会比我都有前途。他这一席话，让我意识到还有个前途需要考虑，但是左思右想也绕不过这个挡在我前途面前的障碍，既然前途不好走，先做点开眼界长知识的事如何，比如出国留学？年秋天三年级开学之后，我给系里提出留学申请，本来是不准备等到毕业就离开的。当时正好暨南大学要推行学分制，我们系主任和书记问我愿不愿意当试点，拿学分将最后两年的课程在一年里修完，和78级一起毕业。我当然愿意！系里老师都很支持我，外国文学和古典文学老师给我专门开小灶，为写毕业论文，我年春节专门坐火车到上海，搜集年代作家王鲁彦的资料，还拜见了当年和王鲁彦一起学习世界语的巴金。就这样，我在一年里跟着79级和78级同时上课，修完了所有的必修和选修课程，拿到了毕业和结业证书，跟77级78级在同一年毕业。回头想来，我那时是个楞头青，明明是学中文，喜欢文学写作，当然天地是在中国，出国留学学什么？那时年轻，没有想得那么周密长远，总觉得世界很大，日子还长，先出去看看再说。这么一步走出去，就再也没有了回头路。不过我一直初心未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额外学了很多不搭嘎的东西，干了很多很无谓的事情，这对于写文章的人来说，都成了素材和体验，没有什么损失。

作者：坚妮

来源：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