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的最好的钥匙。自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语言学界积极回应国家战略需求，从语言政策、语言教育、语言服务等多维视角开展“一带一路”国家语言相关研究，有力促进了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的语言互通、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语言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已彰显出重大价值，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推进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依托。当前，“一带一路”朋友圈不断扩大，已经有多个国家加入。然而，我们对相当多国家的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还缺乏基本的了解，也没有及时向公众普及相关知识。为此，《语言文字周报》和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一带一路”语言教育与人文交流专业委员会合作，专门开设《“一带一路”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栏目，陆续介绍各国基本语言国情，以起到开拓视野，融通中外，服务社会公众、为“一带一路”建设铺路搭桥的作用。

爱沙尼亚的语言状况及语言政策爱沙尼亚位于北欧波罗的海地区，人口约万，是连接中东欧和南北欧的交通要塞。年，爱沙尼亚脱离前苏联，成立爱沙尼亚共和国。爱沙尼亚民族众多，主要族群为爱沙尼亚族和俄罗斯族，其他少数族群包括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芬兰人、鞑靼人、拉脱维亚人、波兰人、犹太人、立陶宛人、德国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等。爱沙尼亚境内使用的语言大约有种，其中爱沙尼亚语是官方语言和国语，使用人口最多，占总人口的68.5%，其次是俄语（29.6%）和乌克兰语（0.6%）。英语是使用最多的外语。中文的学习也越来越受到爱沙尼亚的重视。年，爱沙尼亚第一所孔子学院——塔林大学孔子学院成立。年12月，首部爱沙尼亚语中文教材发布。截至年底，学习中文的人数已累计超过0人。

Tallinn

爱沙尼亚的语言政策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年-年民族独立时期。爱沙尼亚语作为国语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年通过的《国籍法》，对申请国籍者的语言要求进行了明确规定。这一阶段的语言政策以普及爱沙尼亚语，巩固其国语地位为主要目标。第二阶段，年—年，苏联时期俄罗斯化的语言政策。苏维埃政府大规模推动俄语单语主义，扩大少数族群双语教育中俄语的教学媒介功能，并吸收具有“第三国籍”的人学习俄语。因此，俄语的地位迅速上升，发展成为强势语言，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爱沙尼亚语则降为从属语言，成了一门受歧视、没有前途的语言。第三阶段，年—年的语言政策。年以来，爱沙尼亚民族主义运动高涨，爱沙尼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恢复爱沙尼亚语的合法地位。年11月16日，《主权宣言》宣布爱沙尼亚语为官方国语。年1月18日通过的《语言法》以恢复和保持爱沙尼亚语的国语地位为主要目标，但该法的主要条款是基于爱沙尼亚语和俄语双语政策制定的，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临时法案。《语言法》改变了主体民族语言的劣势地位，在保障民众的语言权利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第四阶段，年以来的语言政策。爱沙尼亚政府在大力推广爱沙尼亚语的同时，重视语言文化的社会融合性及多样性。就爱沙尼亚语发展而言，爱沙尼亚政府通过《爱沙尼亚语言发展战略（-）》和《爱沙尼亚语言发展计划（-）》以确保爱沙尼亚语作为唯一官方国语在公共领域的普遍使用，提升爱沙尼亚语的语言声望，保障爱沙尼亚语的可持续发展。在教育领域，《普通教育体系发展计划（-）》优先发展爱沙尼亚语在非爱沙尼亚语母语者教育中的教学媒介作用，同时重视爱沙尼亚语在教师培训中的作用。爱沙尼亚政府先后通过《爱沙尼亚社会融合项目（-年）》和《爱沙尼亚融合战略（-）》。前者强调在文化多样性背景下建立爱沙尼亚语的使用环境；后者则认为爱沙尼亚语的熟练掌握是实现融合的必要条件并以所有永久居民实现爱沙尼亚语交流为长期目标。大力推行爱沙尼亚语是爱沙尼亚政府的一贯政策。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爱沙尼亚语为母语的人口减少，爱沙尼亚语言和文化的空间日益受到其他强势语言和文化的挤占。爱沙尼亚语也无法完全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要求，这都使得爱沙尼亚语的发展空间受到威胁。最大的威胁来自文化空间的迅速国际化，包括英语作为最重要的交际语言的出现。因此，国际化背景下如何处理英语和爱沙尼亚语之间的关系将是爱沙尼亚语言政策必须面对的问题。

作者：赵双花

文章来源：语言文字周报年8月7日

第2版

（本文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关键土著语言文化通识课程体系建设研究”（编号AFA）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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