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

文/布鲁诺·舒尔茨

黄色的冬日来了，充满厌烦。雪像一条磨得露出织纹的旧桌布，尽是窟窿，铺在铁锈色的大地上。桌布不够大，有些屋顶没有盖住，这些屋顶就这样屹立在那里，黑色和棕色，木瓦顶和茅草顶，它们像一艘艘方舟，控制着像汪洋大海似的被煤烟熏黑的顶楼——漆黑的大教堂，布满肋骨似的椽子、梁和桁梁——黑黢黢的冬天的阵风肺。每天的黎明揭示在黑暗中涌现出来的被夜晚的风充了气的一排排新烟囱和烟囱管帽：魔鬼的管风琴的黑色的管子。扫烟囱的没法摆脱那些乌鸦，它们在黄昏密密匝匝地待在教堂附近、长着黑色的没有枯萎的树叶的树枝上，接着扑簌簌地飞到空中，又回到树上去，每一只鸟紧贴在它自己那条树枝的自己的位置上，要等到黎明才一大群、一大群地飞走，像一阵阵煤烟、一片片尘土，起伏不定和奇形怪状，呱呱地叫个不停，叫得一道道霉黄色的亮光发黑。白天寒冷而叫人腻烦，硬邦邦的，像去年的面包。人开始用钝刀切这种面包，毫无食欲，带着懒洋洋的冷漠神情。 　　

父亲不出去了。他封起一个个炉子，研究永远无从捉摸的火的实质，感受着冬天火焰的盐味和金属味，还有烟气味，感受着那些舐着烟囱出口的闪亮的煤烟火蛇的阴凉的抚摸。在那时候，他在一个个房间的高处专心致志地干一切小修小理的工作。在白天所有的时间里，可以看到他蹲在一架扶梯顶上，在捣鼓天花板下面、在长窗上面的檐板旁、在吊灯的平衡锤和链子旁的一样东西。他模仿室内油漆工的习惯，用的那架扶梯像两个巨大的高跷；他感到处在靠近漆着天空、树叶和鸟的天花板，可以鸟瞰的地位开心极了。他越来越同实际的事务隔得远了。我母亲对他的情况感到担心和不快，试图引他谈谈事情，谈谈月底该付的帐单，这时候，他心不在焉地听着她讲话，迷惘的神情中流露出苦恼。有时候，他为了要跑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把耳朵贴到地板的一条裂缝上去。就做出警告的手势，阻止她讲下去，还举起双手的食指，强调调查的重要性，接着一心一意开始听起来。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古怪的举动叫人悲伤的根源，可悲的情结正在他的心里成长。 　　

母亲对他没有一点影响，但是他却恭敬地注意着阿德拉。对他来说，他的房间的打扫是一个伟大而重要的仪式；他一直作好安排，好亲眼看到这个仪式，带着既恐惧又喜悦的兴奋感觉注视着阿德拉的全部动作。他认为她的一切作用有更深的象征意义。那个姑娘用年轻而坚决的姿势把一把长柄刷在地板上推动的时候，父亲简直受不了。眼泪从他的眼睛里淌下来；无声的笑扭歪了他的脸；一阵阵的喜悦使他的身子直打哆嗦。他被激动得浑身发氧，达到疯狂的程度。阿德拉只要向他摇摇手指头，装出挠痒痒的样子，就能使他吓得惊慌失措，穿过所有的房间，砰砰地关上一扇扇房门，最后直挺挺地倒在最远的房间的床上，在一阵阵痉挛的大笑中打滚，想象着那种他没法顶住的挠痒。因为这个原因，阿德拉摆布父亲的力量几乎是没有限度的。 　　

那时候，我们第一次注意到父亲对动物的强烈的兴趣。一开头，这是一种猎人和艺术家浑为一体的爱好。这也许也是一种生物对亲属，然而是不一样的亲属，对种种生物的更深的、生物学上的同情，在一个未曾勘测过的生存领域里作试验。只是在较后的阶段，情况才发生离奇、复杂、完全邪恶和反自然的变化，这种变化还是不公开的好。 　　

不过，一切都是从孵鸟蛋开始的。 　　

父亲花了许多精力和钱财，从汉堡，或者荷兰，或者非洲的动物研究所进口种种鸟蛋；他用比利时进口母鸡孵这些蛋。这件事情也把我迷住了——这件蛋里孵出小鸟的事情，这些是色彩和形状真正希奇古怪的玩意儿。那些怪模怪样的玩意儿长着巨大的、奇形怪状的嘴，一生下来，嘴马上张得很大，贪婪地发出嘶嘶声，露出喉咙口；那些像蜥蜴似的小动物长着脆弱的、赤裸裸的驼背的身子——从这些玩意儿上，很难看出将来的孔雀、野鸡、松鸡，或者秃鹰。这一窝蜥蜴似的小动物放在盛着棉花的篮子里，伸出细细的脖子，抬着脑袋，眼睛上长着角膜白班，什么也看不见，它们的发不出声音的喉咙无声地叫着。我父亲会沿着架子走动，围着一条绿色粗呢围裙，好象一个园丁在摆仙人掌的暖房里；他从一无所有中变出那些瞎眼的、跳动着生命的小不点儿，那些虚弱的肚子只是以接受食物的形式去接受身外的世界，那些眼睛被蒙住的、处在生活表层的生物向亮光爬去。几个礼拜后，那些瞎眼的小东西一下子长大了；一个个房间里充满新住户的欢快的叽叽喳喳的声音和生气勃勃的啾啾声。那些鸟歇在窗帘框上，衣橱顶上；它们在一盏盏吊灯的错综复杂的镀锡枝条和金属旋涡形装饰中间做窝。 　　

父亲在钻研巨大的禽学课本和仔细看彩色插图的时候，那些长着羽毛的幻像似乎从书页上脱身而出，使房间里充满颜色，一点点血红色，一条条宝石蓝色、铜绿色和银白色。在喂食的时候，它们在地板上形成一张五光十色、高低不平的床，一张有生命的地毯；一有陌生人闯进来，地毯就会四分五裂，变成碎片，扑簌簌地飞到空中，最后高高地待在天花板下面。我尤其记得有一只秃鹰，一只巨大的鸟，脖子上没有羽毛，脸上尽是皱纹和疙瘩。她像一个憔悴的苦行者，一个喇嘛，一举一动充满沉着的庄严；这是受它的伟大的种类的刻板的礼仪所指引的。它坐在我父亲对面的时候，一动也不动，姿势像永恒的埃及偶像的纪念碑，眼睛上盖着泛白的内障；它把内障斜盖在眼珠子上，完全遮住眼睛，在庄严的孤独中沉思——从石头似的侧面像看，它活象我父亲的一个哥哥。它的身子和肌肉似乎是用同样的材料做成的；它有同样粗硬的、皱巴巴的皮肤，同样脱水的、瘦骨嶙峋的脸，同样角质的、深深的眼袋。甚至拿手来说吧，我父亲的长长、厚厚的有圆滚滚的指甲的手，关节强健，同秃鹰的爪子也非常相似。我望着那似睡非睡的秃鹰的时候，总是禁不住产生这样的印象：我同一个木乃伊在一起——我父亲的去掉了水分的、干缩的木乃伊。我相信甚至我母亲也注意到这种奇怪的相象，尽管我们始终没有讨论过这件事情。有意思的是，秃鹰使用我父亲的便壶。 　　

我父亲不满足于孵出越多的新品种，在顶楼安排起鸟的婚配来；他派出媒人；他把热切的、有吸引力的鸟拴在屋顶上的窟窿和裂口里；不久后，我们家的屋顶，一个巨大的双脊木板瓦屋顶，变成真正的鸟的宿舍，一艘收留各种各样从遥远的地方飞来的扁毛生物的挪亚方舟。在这个鸟的天堂被消灭好久以后，这个习惯仍然在鸟的世界中保留着；在春天迁徙的季节，我们的屋顶被一整批、一整批鹤啊、鹈鹕啊、孔雀啊，和各种其他的鸟所包围。然而，经过一个短短的辉煌的时期，整个事业却发生了叫人遗憾的转变。 　　

不久以后，就不得不把父亲搬到顶屋那两间做过贮藏室的房间里去了。黎明时刻，我们能听到那里传来各种鸟叫混合成一片吵闹声。顶楼两个房间的木板墙，在三角墙下的空间印发的回声支援下，造成惊天动地的响声，其中扑动翅膀的声音、喔喔的啼声、咕咕的鸣声、交配的叫声。有几个礼拜，见不到父亲的踪影。他只是难得下楼，走进住房；不过，他下楼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他似乎干瘪了，已经变得比较瘦小。他偶尔走神，会从桌旁的椅子上站起身来，摆动两条胳膊，好像胳膊是翅膀似的，接着发出一声很长的鸟叫，那时候，他的两只眼睛上像蒙上一层薄翳似的。接下来，他显得相当困窘，会跟我们一起哈哈大笑，把事情应付过去，试图把整个事情变成开玩笑。 　　

有一天，春季大扫除，阿德拉突然出现在父亲的鸟的王国中。她闻到房间里充满着恶臭，就站在门口，扭者双手；地板上，桌子上和椅子上，滴满了一堆堆鸟屎。她毫不犹豫，猛地推开一扇窗，靠着一柄长扫把的帮助，把所有的鸟都搅得活动起来。一个由羽毛和翅膀形成的吓人的云团升起来了，发出一阵阵尖叫；阿德拉却像酒神巴克斯的怒气冲天的女祭司那样，在酒神那根手杖发出的旋风保护下，跳着毁灭的舞蹈。我父亲惊慌失措地摆动两条胳膊，试图同他的那一群扁毛动物一起飞到空中去。那个翅膀形成的云团缓慢地越来越稀疏；直到最后，只有阿德拉同我父亲留在战场上；阿德拉精疲力竭，气喘吁吁；我父亲呢，这会儿显出羞愧的表情，准备接受彻头彻尾的失败。 　　

过了一会儿，我父亲下楼来——一个绝望的人，一个失去了王位和王国的流亡的国王。

蟑螂

文/布鲁诺·舒尔茨

我父亲的生龙活虎、绚烂多彩的时期过去以后，接下来过的是一段灰色的日子事情就发生在这段日子里。长长的几个星期景况消沉，几个沉闷的、没有礼拜天和假日的星期，处在贫乏的场景中，封闭的天空下。父亲当时不再同我们待在一起。楼上的那些房间已经拾掇干净，出租给一个女电话接线员。从那个鸟的庄园里，只留下了一个标本，那只剥制的秃鹫眼下站在起居室里的一个架子上。它站在从拉开的窗帘外透进来的阴凉的微光中，像它生前站的那样，一只脚蜷起，姿态像位佛门的圣者；它那张干瘪、沉痛的苦行僧的脸上凝固冷漠和克制的表情。它的眼睛已经脱落，木屑从被水冲坏、泪痕斑斑的眼袋里撒出来。只有它的有力的嘴上那些淡蓝色的、角质的突出的小块和光秃秃的脖子使它的年老的脑袋具有庄严的僧侣的神态。

它的羽毛有许多地方被驻虫吃掉了；它的柔软的灰色细毛不断脱落；阿德拉每星期打扫一回，把那些细毛和房间里来源不明的灰尘一起扫去。从它身上一块块光秃秃的地方，人可以看到一簇簇大麻纤维在从厚帆布袋下面钻出来。

我对我母亲有一种暗藏着的憎恨，因为她对父亲的去世那么轻易地就心情平静了。我想她从来没有爱过他。父亲既然从来没有在任何女人的心中扎下根，他就不可能同任何现实打成一片，所以他不得不永远漂浮在生活的边缘，在半现实的领域中，在存在的边际。他甚至没法获得一个诚实的平民的死亡；关于他的一切事情总是古怪和可疑的。我打定主意要在适当的时刻逼我的母亲进行一场坦率的交谈。那一天（那是一个沉闷的冬日，从一大早起，光线就是暗淡和迷漫的），母亲在发周期性偏头痛，躺在客厅里的沙发上。

父亲去世后，在阿德拉用蜡和上光剂的维持下，那间很少有人来的、充满节日气氛的房间里，整洁得无可挑剔。张张椅子上都有椅背套；一切物件都服从阿德拉加给它们的铁的纪律。只有一束孔雀羽毛立在五斗柜上的一个花瓶内，不服从管辖。那些羽毛是危险而轻佻的分子，隐藏着叛逆性，像一班顽皮的女学生，外表文静和安详，但是只要一不被监视，就调皮捣蛋个没完。那些羽毛上的眼总是盯着看；它们在墙上制造窟窿，眨眼，哆嗦着眼睫毛，互相微笑，格格地笑，充满欢乐。它们使房间里充满轻声轻气和叽叽喳喳的谈话；它们像蝴蝶似的散落在枝形灯上；像五光十色的一伙，它们紧紧地贴在表面没有亮光的旧镜子上，那些镜子却不习惯这样的活跃和欢快；它们从钥匙孔中张望外面。甚至我母亲在场的时候——她躺在沙发上，头上围着绑带——它们也没法克制自己；它们做手势，用充满秘密的意义的聋哑语互相交谈。我对它们在我背后策划的揶揄的阴谋感到恼火。我把两个膝盖紧紧地贴在母亲躺的沙发上，用两个手指头心不在焉地抚摸她在家里穿的便服的柔软料子，轻轻地问：

“我早就想问你：那是他吗，是不是？”

尽管我甚至不把眼光望着那只秃鹫，母亲马上猜到了，显得神情尴尬，垂下眼光。我让这种默不作声的局面拖了好久，为了欣赏她的局促不安的神情，接着我控制着在冒起来的怒火，很平静地问：

“那么，你传播的那一切关于爸爸的故事和谎话是什么意思？”

但是，她的面貌起先惊慌得变了形，接着又安详自若了。

“什么谎话？”她问，眨巴着她那双表情空洞的眼睛，眼睛里充满天空的蔚蓝色，没有一点白色。

“我都是从阿德拉那儿听来的，”我说，“可是我知道那些话都是你传出去的；我要知道事实真相。”

她的嘴唇微微哆嗦着；她避开看我的眼睛，她的眼珠子转到眼角上去了。

“我没有说过谎，”她说；她的嘴唇嘟起来了，但是同时变小了。我感到她在变得腼腆，好像一个女人同陌生的男人在一起那样。“我说的那些关于蟑螂的话都是真话；你自己一定记得……”

我感到困窘了。我确实记得那次蟑螂的入侵，黑沉沉的一群充满在夜晚的黑暗里，像蜘蛛似的奔跑着。地板上的一切缝隙里都充满移动的沙沙声，每道裂缝里都突然钻出蟑螂来；从每个裂口里都会射出一道摇摇晃晃的、黑色的、锯齿形的闪电。

啊，简直惊慌得要发疯啦，踩到了地板上的一溜儿闪闪发亮的黑东西！啊，我父亲发出的那些恐怖的尖叫，他拿着一支标枪，从一张椅子跳到另一张椅子上！

我父亲既不肯吃，又不肯喝任何东西；脸上出现发烧的红晕；他的嘴旁总是挂着表示厌恶的龇牙咧嘴的表情；他已经完全疯了。显而易见，没有一个人能够长期忍受这样强烈的憎恨。极度的厌恶使他的脸变成一个僵化了的、表情悲惨的面具；面具上的眼珠子隐藏在下眼睑后面，带着永远怀疑的狂热，像弓那样紧绷着，埋伏着等待。他会突然发出一声发疯似的尖叫，从椅子上跳起身来，盲目地跑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去，用标枪刺下去，然后举起标枪，枪上已经钉着一只巨大的蟑螂，它在拼命地扭动它那些复杂的腿。接着，阿德拉就会来搭救；她从吓得脸色苍白、神情恍惚的父亲手里接过那支钉着战利品的标枪，把蟑螂撂进一个桶。不过，即使在那时候，我也说不上这些场面是通过阿德拉的故事灌输在我的心中的呢，还是我亲眼看到的。我的父亲当时已经丧失抵制的力量；这种力量保护健康的人们不被憎恨所迷惑。我父亲被疯狂所摆布，一点也不同这种迷惑的巨大的吸引力对抗，反而完全向它屈服。致命的结果很快就来了。不久，出现了最初的怀疑的症状，使我们的心中充满害怕和悲伤。父亲的行为变了。他的疯狂，他的兴奋的欣快消失了。在他的姿态和表情中，开始显出一些心里有鬼的迹象。他采取种种办法避开我们。他一连几天躲在角落里，衣柜里，鸭绒被下面。我有时候看到他忧郁地看望着他自己的手，查看他自己的皮肤和指甲上开始出现一个个黑点，好像蟑螂的鳞片。

白天，他还能用身内剩下的一些力量来抵制，同他的着迷作斗争；但是夜晚，他完全被控制住了。有一回，我在深夜里看到一支摆在地板上的蜡烛的亮光笼罩着他。

他赤身露体地躺在地板上，身上都是一个个图腾的黑点，他的一条条肋骨显露出清晰的轮廓；可以看到他的皮肤底下的骨骼结构；他脸向下躺着，被着迷的憎恨所控制；这种着迷把他拉入思路错综复杂的深渊。他用有许多腿的、复杂的动作爬动，那是一种古怪的程式，我恐怖地从其中认出那是模仿蟑螂的正式的爬行。

从那天起，我们断定父亲无可救药了。他同蟑螂的相似一天比一天显著——他正在变成一只蟑螂。

我们对这变得习惯了。我们越来越少地看到他，他会一连失踪几个礼拜，去过蟑螂的生活。我们不再认识他；他完全同那种黑黢黢的、怪模怪样的玩意儿打成一片。谁说得上他到底继续生活在地板的一个裂缝里呢，还是他夜夜在各个房间里乱跑，全心全意地干着蟑螂干的事情；要不，阿德拉天天早晨发现一些死虫，它们向天躺着，腿伸向空中；她把它们扫进畚箕，然后厌恶地烧掉，他是不是可能是其中的一只呢？

“不过，”我尴尬地说，“我肯定那只秃鹫是他。”

我母亲的眼光从眼睫毛底下透出来看着我。

“别折磨我，宝贝儿；我已经告诉你了，父亲出门去了；去周游全世界了；他现在担任的职务是商业推销员。你也知道，他有时候夜里回来，在天亮以前又走掉。”

父亲的最后一次逃走

文/布鲁诺?舒尔茨译/杨向荣

这发生在彻底崩溃的凄凉的后期，当时我们的买卖已经了结。我们的店铺的招牌也已经卸下；有一半活动遮板没有取掉；我的母亲待在店堂里做的是未经正式批准的买卖，出售剩下的货品。阿德拉已经去了美国；听说她乘的那条船沉没了，所有的乘客都丧失了性命。我们无法证实这个传说，可是没有一点儿那个姑娘的踪迹；我们始终没有听到关于她的任何消息。 　　

一个新时期开始了——空虚、朴素、没有快乐，像一张白纸。一个新的女佣人根雅，贫血、苍白，好像没有骨头似的，在各个房间里闲逛。有人拍拍她的背，她就像蛇那样扭动，伸直身子，或者像猫那样呜呜地叫。她的皮肤颜色白得黯淡；甚至她的眼脸里面都是白的。她是那么心不在焉，有时候竟然用旧信和发票调白汁沙司；真叫人恶心，压根儿吃不得。 　　

那时候，我的父亲肯定死了。他有许多次要死去，总是拖泥带水地并不死绝，使我们不得不对他已经死亡这个事实修正态度。这样倒也有好处。父亲把他的死亡分成许多期，使我们对他的死亡熟悉了。我们渐渐变得对他的回来漠不关心了——一次比一次更短；一次比一次更可怜。他的面容散布在他住过的整个房间里，从那个房间里长出来，在有些方面创造出最有意思的奇怪的相似之点。在一些地方，墙纸开始模仿他的习惯性的神经性痉挛；花朵的图案自己排列得好像他的悲哀的微笑，匀称得好像三叶虫变成了化石的痕迹那样。有一段时候，我们离开他那件黄鼠狼皮大衣远远的。那件皮大衣会呼吸。那些缝在一起、互相咬住的小动物的惊慌无可奈何地滚滚流过大衣，消失在毛皮的折叠中。人把耳朵贴在大衣上，可以听到那些动物熟睡中的悦耳的、一致的呜呜的声。在这种硝成上好的毛皮的形式中，在黄鼠狼的轻微的气味、谋杀和夜晚的交欢中间，我的父亲可能持续许多年。但是他没有。 　　

有一天，母亲从城里回来，脸上显出心事重重的神情。 　　

“瞧，约瑟夫，”她说，“多么幸运的巧事。我在楼梯上逮住了他，在一步一步地跳”——接着她撩起盖在一个盘子里的一样东西上的一张手绢。我马上认出他来。相像得惊人，尽管他现在是一只蟹或者一个大蝎子。母亲和我交换眼色：尽管已经变形，这种相像是叫人吃惊的。 　　

“他活着吗？”我问。 　　

“那还用说。我简直抓不到他，”母亲说。“我把他放在地板上，好不好？”　

她放下盘子向他弯下身去；我们仔细地察看他。在他的许多在微微移动的弯曲的腿中间，有一个洼下去的地方。他的抬起的螯和触须看来好像在听。我把盘子侧了一下；父亲小心谨慎地挪动，接着用近乎踌躇的动作爬到地板上。他一接触到他身子底下的平坦的地面，他所有的腿突然一跳，这时他的坚硬的节肢动物的关节发出咔哒的响声。我拦住他的路。他踌躇了，用触须调查障碍，接着举起螯，转到旁边去。我们让他按照他选择的方向跑去，那里没有家具遮蔽他。他用他的许多腿迈着波浪形的、一晃一晃的步子跑着，来到墙边；我们还来不及拦停他，他轻灵地爬上墙去，哪儿也不停。我望着他在墙纸上往上爬，出于本能的厌恶，不由得打了个冷战。这时候，父亲来到一个固定在厨房里的碗橱旁，先贴在碗橱边上，用螯测测地形，然后爬进橱去。 　　

他按照新的蟹的观点在重新发现房间；显而易见，他根据嗅觉在发觉一切物体，因为我尽管仔细检查，却无法在他的身上发现任何视觉器官。他好像仔细地考虑着他在路上遇到的物体，站住脚，用他的触须触摸，然后用他的螯抱住，好像在查考那些物体，同它们结识似的；过了一会儿，他撇下它们，继续前进。我们为了他把夹肉面包扔在地板上，希望他会吃掉；他对那些夹肉面包也采取同样的办法。他马马虎虎地做过一番检查后，继续前进，认不出那是可以食用的。 　　

望着他一次次耐心地检查房间，可能以为他在不屈不挠、孜孜不倦地寻找什么东西。他时不时地跑到厨房的一个角落里去，爬到一个漏的水桶底下，来到一滩水边，看来他好像在喝水似的。 　　

有时候，他一连几天不见形踪。看来他好像不吃东西也对付得很好，但是这确实好像他的精力没有影响。我们在白天带着羞耻和厌恶混合的心情，遮盖我们秘密的害怕，怕他在夜晚到我们的床上来找我们。但是，这种事情始终没有发生过，尽管他在白天爬遍了一切家具。他特别喜欢待在衣橱和墙壁的空挡里。 　　

我们无法怀疑他显示的理性，甚至幽默感。譬如说，在吃饭的时候，父亲总是毫无例外地来到餐室，尽管他的参加完全式象征性的。要是，吃饭的时候，餐室们碰巧关着，他被撇在隔壁房间里的话，他搔房门的底部，沿着门缝跑来跑去，直到我们为他开门为止。他终于学会怎样把他的螯和脚伸到房门底下，做出一些煞费苦心的巧妙的动作，最后成功地把他的身子巧妙地在旁边穿过房门，进入餐室。看来这使他得到乐趣。接下来，他会停留在桌子下面，一动也不动地躺着，他的肚子微微抖动。我们无从想象，他那些有节奏的抖动的意义是什么。看来好像下流和带有恶气，但是有时候却显出相当粗俗的情欲满足的神情。我们的狗尼姆罗德会慢腾腾地走到他身旁，缺乏信心地、小心谨慎地闻闻它，打了个喷嚏，漠不关心地跑开去，没有得出任何结论来。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一家子越来越泄气了。根雅整天睡觉，她的瘦削的、好像没有骨头的身子随着她的深沉的呼吸起伏。我们时常在汤里发现线团，那是她心不在焉地同蔬菜一起放进去的。我们的店铺日夜不停地开着。在复杂的讨价还价和商谈中，接连不断地出售。最糟糕的是，查尔斯叔叔来住了。 　　

他沮丧和沉默得异乎寻常。他叹了一口气后吐露，他最近遭遇了那些不幸的事情，已经下决心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专心于语言的研究了。他始终足不出户，把自己锁在最远的那个房间里——根雅把那个房间里的地毯和窗帘都拿走了，因为她不满意这个上门来的客人。他就在那里打发时间，阅读旧价目表。有几回，他恶毒地试着要踩父亲。我们吓得尖叫起来，告诉他情况，阻止他这样做。以后，尽管父亲不知道处境危险，待在附近，研究地板上的几个斑点，他只是对自己做个鬼脸，讽刺地笑笑。 　　

我的父亲只要他的那些脚踩在地上，就动作麻利、灵活，但是只要背一着地，也不免具有一切甲壳虫都有的特点，变得几乎动弹不得了。看到他拼命地摇动他那些腿，无可奈何地以他自己为中枢旋转，真叫人悲哀和可怜。我们几乎没法强迫自己看他的显眼的、几乎伤风败俗的身体结构完全显露在他的赤露的、有节的肚子下面。在这样的时刻，查尔斯叔叔总是忍不住去踩父亲。我们拿着一件东西去救他；他用螯紧紧地夹住那东西，很快地恢复正常的姿态；然后，他用加倍的速度像闪电似的、锯齿形地跑起来，好像要忘却他不体面地摔了一跤这个回忆似的。 　　

我必须强迫自己真实地报道这件无法置信的事情；甚至现在，我都不愿回想它。直到今天，我还无法理解我们怎么会成为蓄意杀害他的罪人的。一定是一种奇怪的天数驱使我们干出这事来；因为命运并不回避意识和意志，而是把它们吞没在它的结构中，这样我们就能好像在被催眠的昏迷状态中似的承认和接受在正常的环境中会使我们充满恐怖的事情。 　　

我浑身打着哆嗦，绝望地一次次问我的母亲：“你怎么能干出这事儿来？要是干这事儿的是根雅的话，那倒也罢了——可是你自己？”母亲哭了，绞着双手，找不到一句回答的话。难道她当时认为父亲会过得好些？难道她当时看到这个举动是对绝望的处境的唯一的解决的办法，要不，难道她是由于难以想象的粗心大意和轻率才干出这件事情来？命运一旦决意把它的无法理解的怪念头强加在我们的身上，就千方百计地施出花招。一时的糊涂、一瞬间的疏忽或者鲁莽，就足以使人在作出决定的时候因为左右为难，而做出这种事情来。事后，我们可以动脑筋无休止地考虑这个举动，解释我们的动机，试图发现我们的真正的意图，但是这个举动却无可挽回了。 　　

父亲被放在盆子里端上来的时候，我们清醒过来了，完全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他躺着，煮熟以后，显得又大又肿，变成淡灰色，而且像胶冻似的。我们默不作声地坐着，惊讶得目瞪口呆。只有查尔斯叔叔举起叉子，向盆子伸去，但是他马上犹犹豫豫地把叉子放下，斜着眼看我们。母亲吩咐把盆子端到起居室去。后来，盆子上盖着一块紫天鹅绒，摆在桌子上一本全家人的相片本和一个音乐烟卷盒旁。我们大伙儿都避开它，它就那么摆着。 　　

但是，我父亲在尘世的流浪还没有结束；接下来的那部分——故事的延长超过了允许的范围——对我们来说，是最痛苦的。既然有一切理由应该认命，应该承认他已经玩儿完，既然命运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地要彻头彻尾地毁掉他，他干吗不这么干呢？起居室里几个礼拜平静无事以后，不知怎么回事，他居然恢复元气了，在慢腾腾地活过来了。有天清晨，我们发现盆子空了。一条腿横在盆子边上，在一些凝结的西红柿沙司和肉冻中，这显出他逃走的痕迹。尽管他被煮过，而且一路上有腿脱落，他靠着剩下的精力，拖着他自己到某个地方去，去开始一种没有家的流浪生活；从此以后，我们没有再见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