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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载淳（年4月27日—年1月12日），即清穆宗，清朝第十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后第八位皇帝，年号“同治”。为清文宗咸丰帝长子，生母为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年至年在位，共13年。咸丰六年（年）三月二十三日（公历4月27日），同治帝生于北京紫禁城储秀宫。咸丰十一年（年）即位。同治帝在位期间，清政府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重臣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

同治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死于性病的皇帝，虽为万乘之尊，可命运还是公平地惩治了同治皇帝的放浪行为，他死时几乎全身溃烂，恶臭远播，人人敬而远之，他空洞而绝望的眼中满含眼泪，就这样，他慢慢被性病折磨致死。同治帝的死是大清皇朝一段羞于启齿的疮疤，也是他荒淫生活的一个总结，却是慈禧重掌朝政的一个契机。

同治元年，登极大典。六岁的小皇帝在冗长的仪式中，终于失去了耐心和配合的兴趣，而是张扬起他的生命本能，不懂事地撒了一泡尿，尿湿了龙椅。这不是个好征兆，所谓乱世之中，不谈个性，尤其是非实力人物，但很显然，六岁的小孩不知道这些。在随后的权力格局中，小皇帝发现他和母亲的关系迥异于寻常。“一日，老佛爷召见载淳，载淳行于前，战栗不止，甚至不敢抬头仰望。”这是一个太监眼中同治母子关系的真实记录。这样的关系充满了隔阂和冷漠、阴谋和算计。权力切割了亲情，也让一切事变得不正常起来。同治13岁那年，慈禧并没有将最高权力移交给他，而按惯例，清廷的天子差不多都在这样的年龄开始亲政了。这是一种不正常。

不正常的母子关系具有巨大的杀伤力，它首先带来的是对同治帝生命活力的扼杀。每天，他做天子状在龙椅上正襟危坐，在养心殿里做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行尸走肉。同治帝的权力被抽离了，他的情感也被抽离了。毫无疑问，这导致了一个人的异化。没有人知道这样的异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因为最大的伤害还没有到来——那是亲情对爱情的霸占或者说掠夺，它在最后时刻破灭了同治对这个世界的美好想象。

《清代外史》记载，同治帝18岁那年，看上了清朝唯一的“蒙古状元”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这大约是一种爱情，同治帝也得到了爱情，这是皇帝宫廷生活中绝无仅有的美好体验。但很快，他的体验被蒙上了阴影。因为慈禧也看上了一个女人，侍郎凤秀家的女儿，她想让后者做自己的儿媳妇。最后虽然在同治帝的坚持下，阿鲁特氏被立为皇后，可与此同时，凤秀女也被封为慧妃。这实在是两败俱伤的结果——同治帝如鲠在喉，婚姻生活差强人意；慈禧太后也悻悻然茫茫然，觉得儿子大了，自己难以掌控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掌控力一如从前，慈禧太后悍然下了这样一道懿旨或者说家规：慧妃贤明淑德，皇上宜多加体贴；皇后年少，礼节未娴，皇上不应太过耽迷，误了政事。这让同治帝进退两难。所谓动辄得咎，他难与人言的爱情在母亲这里遭到了粗暴的干涉。为了反抗这样的干涉，同治帝索性一个都不靠近，而在宫廷之外寻找那点可怜的生命欢乐。

野史记载：“伶人小六如、春眉，娼小凤辈，皆邀幸。”到了后期，同治帝乱性甚至到了不顾颜面的地步。一份史料这样记载同治狎幸太监杜之锡和他姐姐的：“有阉杜之锡者，状若少女，帝幸之。之锡有姊，固金鱼池娼也。更引帝与之狎。由是溺于色，渐致忘返。”同治帝，这个皇宫内的零余者，权力格局中最大的看客，就以这样一种自虐的方式完成了他生命中的人格嬗变。

他毫无顾忌地放浪形骸实际上是一种人格反抗或者扭曲，他在宫廷之外一具具女人肉体上麻醉自己、放纵自己，从而也放纵了帝国的责任，丧失了可能的自救机会。

在这个意义上说，同治帝的人格嬗变其实也是帝国国家形象或者国家气质的一种深层嬗变。因为这样的乱性毫无疑问就是自戕，同治帝的报应呼之欲出，他的身体也很快出现了症状。在同治帝最后的日子里，翁同龢在他的日记里详细描述了报应的可怕程度：“十一月二十三日，腰间肿处，两孔皆流脓，亦流腥水，而根盘甚大，渐流向背，外溃则口甚大，内溃则不可言，意甚为难；二十八日，腰间溃如碗，其口在边上，揭膏药则汁如箭激，丑刻如此，卯刻复揭，又流半盅；二十九日，御医为他揭膏药挤脓，脓已半盅，色白而气腥，漫肿一片，腰以下皆平，色微紫，看上去病已深。”这样的描述反复让人闻到了一个王朝的恶臭，看到了一朵恶之花的邪恶绽放——也只有在这样的王朝，这样的人格嬗变中，一个皇帝才可能这样痛苦不堪。据说同治死时全身溃烂。

在同治帝死后75天，年仅22岁的皇后阿鲁特氏遵照慈禧的懿旨自杀身亡。夫妻二人终于在死后同居一室了。这是一个王朝的残酷与决绝，也可以说是最高权力锋利与无情的再一次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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